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家庭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应充分认识家庭建设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来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和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家庭建设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的“三个不可替代”的论述，全面肯定了家庭在养老抚幼、情感慰藉、经济支持、抵御风险等方面具有国家和社会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高度概括了家庭在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强化社会保护、完善社会治理、传承社会文明方面的基石作用，深刻阐述了家庭在人口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建设中的战略意义，是新时代人口发展和家庭建设的重要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家庭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家庭发展上升到经济发展、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十八大报告在“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中明确“加强家庭美德”“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十九大报告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中明确指出“推进家庭美德建设”“激励人们孝老爱亲”。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既一以贯之地强调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又首次将家庭建设上升到中华文明传承的战略高度。

回顾新中国以来的人口发展历程，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伊始，我国就将促进家庭发展放到重要位置，通过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来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40多年来，亿万家庭共同书写波澜壮阔的人口发展史，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转变，极大改善妇女儿童的发展状况，国民素质整体提高，有力支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二、当前我国家庭发展形势及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相互交织，呈现互相强化的趋势。

1．年轻一代婚育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核心家庭占到了所有家庭类型的64.37%。家庭观念变化带来的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为我国生育水平下行的重要因素。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日本、新加坡等国从上世纪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但2020年生育水平仍处于1.3、1.1的极低水平。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

2．西方“去家庭化”文化对我国家庭建设带来重要影响，非传统家庭不断增多。家庭发展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兴起，以婚姻、家庭、生育分离和低生育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欧洲国家陆续出现，并在新世纪经由全球化、互联网普及，广泛影响我国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极大冲击着我国传统家庭文化，大龄单身、同居、丁克等非传统家庭不断增加。一些极端个人主义价值理念还将动摇中华民族以家庭伦理延展的个人伦理、集体主义、爱国精神等价值体系的根基。 

3．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起步较晚，还不足以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由此导致家庭的压力明显加大。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家庭承担责任加大。而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家庭成员居住分散等因素削弱了家庭内部支持功能。同时，预期寿命增加、代际链条延长、子女教育期望提高、养育成本攀升又加重了家庭负担。现代化进程中，家庭难以全面承担养老抚幼功能，巩固家庭内部功能需要外部公共政策支持。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在很长时期内主要表现为政府补缺模式，重点放在失去家庭依靠的边缘群体上，如城市的“三无对象”和农村的“五保户”等，对普通家庭的支持非常有限。现有政策主要散见于针对各类人群的政策中，生育友好、老年友好、儿童友好等都有提倡，但难以统合到更高层次，形成激励相容、导向清晰的家庭政策体系和执行能力。

纵观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部分欧美福利国家过度强调国家福利责任而轻视“家庭”内置的社会保护功能和福利责任，不但不能有效地解决家庭贫困和低生育问题，而且还可能形塑出对国家的福利依赖，由此导致财政压力加大，难以维续；另一方面，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和家庭变化趋势表明，仅有家庭福利和生育支持依然难以有效提升生育水平，因为这些政策并没有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也没有解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和家庭地位，由此导致这些政策并没有显著减少职业女性承担家庭职责的压力，反而使她们不得不加倍投入工作，常常陷入工作与家庭的两难之中。因此，我国在制定实施相关家庭政策时，既要汲取欧美高福利的教训，又要看到日本和韩国等东亚文化圈国家存在的性别差异、性别不平等日益扩大的趋势，要通过长期性、综合性、可持续的方式，创造有利于男女共担家庭责任和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新时代家庭建设的几点倡议 

家庭建设是新时代人口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此提出几点倡议：

1．充分发挥新型婚育文化的引领作用。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加强对青年婚恋观、家庭观引导，重塑多子女家庭养育文化，淡化教育焦虑，弘扬“孝”“和”家庭价值观，推动构建积极正向的新型婚育文化。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和群团组织优势，持续推进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弘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倡导“以家庭和睦促进环境和美、邻里和气、社区和善、社会和谐”。大力宣传新型家庭价值观，倡导适龄婚育、修身齐家、孝悌和睦、代际传承、重视养育、优生优育等家庭价值理念，使之成为国民内心尊崇、日常践行的价值信仰。实施新型家庭文化建设工程，通过优秀影视作品、网络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观念，组织创作一批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美好爱情、和谐家庭、幸福生活的中国故事。在全国开展家庭友好城市、社区、单位创建活动，鼓励和倡导家庭成员互助、出台支持家庭养老育儿的政策措施。开展全国生育友好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活动，评选一批工作扎实、成效明显、群众满意的先进典型，鼓励和带动基层积极创新，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2．让家庭支持导向融入所有经济社会政策。在所有政策中引入家庭的视角，进行家庭团聚、家庭权益、家庭发展的审视，把家庭优先的内容贯穿到我们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之中。将家庭视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单位，在城镇化、户籍改革、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住房、税收等领域的政策创制中，充分体现保护婚姻家庭、鼓励家庭成员团聚的导向。比如，在住房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等政策中，都应充分体现维护家庭婚姻稳固、促进家庭成员团聚的政策导向；又比如，以家庭户为单位制定税收优惠措施，将家庭规模与结构作为公共消费品（如水、电、燃料等）价格制定依据；再比如，在社会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政策中考虑家庭需求，允许部分保险在家庭成员之间适度转移等。 

3．大力发展以家庭消费为主体的“幸福产业”。落实年休假制度，逐步调整缩短工作时间，推行弹性工作制，给家庭生活和休闲旅游更多支持；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参加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活动，提升家庭消费能级，增强内循环能力；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家政服务业、养老服务业、托幼托育产业，不断为家庭建设赋能增效。

4．积极推进家庭健康促进行动。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健全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保护民族生育力；加强宣传倡导和健康教育，优化婚前孕前保健服务，继续推进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加强出生缺陷筛查和孕期母婴健康监测，加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力度，持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此外，家庭健康还需要强化部门配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计生协等群团组织作用，鼓励各种社会资源进入家庭和公共服务领域，满足家庭的多元化的需求。